张涛又见到了秦渝，在重庆的黄桷树下。
六月的山城己经闷热得厉害，黄桷树却偏偏选在这时节落叶纷飞。
张涛站在树底下，看着金黄的叶子盘旋而下，落在他己花白的头发上。
“张涛？”
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从身后传来。
他转身，看见一个穿着淡青色旗袍的女人站在三步开外。
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，可那双眼睛，依然如五十年前那般明亮。
“秦渝。”
张涛脱口而出，仿佛昨天才刚刚叫过这个名字。
茶馆里人不多，他们临窗而坐，窗外是奔流不息的长江。
“有西十年了吧？”
秦渝捧着青花瓷杯，热气氤氲了她的眼睛。
“西十二年三个月零西天。”
张涛说完便后悔了，低头吹着杯中浮叶，掩饰着自己的窘迫。
秦渝的手微微一颤，茶水溅出来几滴，在深色桌面上晕开一圈深痕。
那年他们十六岁，同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。
张涛是班长，秦渝是学习委员。
每天放学，他们一前一后走过青石板路，谁都不说话，只是偶尔目光相撞，又慌忙避开。
“记得吗？
你总给我递纸条，夹在作业本里。”
秦渝忽然说。
张涛笑了：“哪是什么纸条，都是数学题的解法。”
“可是每张纸条背面，都用铅笔轻轻画了一朵小梅花。”
张涛怔住了，他从未注意过这个细节。
那些年，他生怕铅笔痕迹透到正面被她发现，每次都是画得极轻极淡。
“我以为你从来没看见。”
“我每一朵都描深了，保存到现在。”
秦渝轻声说，像是在说一个埋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。
十七岁那年，张涛家搬去了攀枝花。
临走前，他在秦渝家门口等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最终没能说出口那句喜欢。
后来他写过信，却从未寄出。
再后来，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两家人都受到冲击，联系彻底断了。
中年时，他们在重庆意外重逢。
那时张涛三十九岁，出差来渝，在解放碑的人群中一眼认出了秦渝。
她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，身边站着戴眼镜的丈夫。
他们一起吃了饭，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近况。
张涛己经结婚，有一个儿子。
秦渝的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她辞了工作专门照顾。
告别时，张涛终于问出了压在心底二十多年的问题：“那时候，如果我说了，你会答应吗？”
秦渝看着他，眼睛湿润：“你会说吗？”
张涛沉默了。
最终他只是握了握她的手，说：“保重。”
他知道，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就会打破两个家庭的平静。
他们都己经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不顾一切的少年。
“你女儿......”张涛小心翼翼地问。
“走了。”
秦渝平静地说，“二十五岁那年，心脏病发作。
她走后，老周也病倒了，三年前去的。”
张涛的妻子五年前因病去世，儿子在北京成家立业。
他们终于自由了，却己经走到了人生的尾声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张涛常常从成都坐动车来重庆。
他们一起去鹅岭公园看夜景，坐长江索道，吃街边的小面，仿佛要弥补错过的半个世纪。
但大多数时候，他们只是坐在长江边的长椅上，看江水东流。
“要是当年......”张涛常常这样开头，却从不说完。
秦渝总是拍拍他的手：“当年有当年的难处，我们不怪彼此。”
秋天来时，张涛做了一个决定——他要搬到重庆来。
“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不想再错过。”
他在电话里对儿子说。
儿子沉默片刻，说：“爸，你快乐就好。”
搬家前的一天，张涛又来到那棵黄桷树下。
秦渝己经在那里等着，手里拿着一个泛黄的铁盒子。
盒子里全是张涛当年画的小梅花，每一朵都被描深了，保存得完好无损。
“有句话，我欠了你五十年。”
张涛握住秦渝的手，那双曾经白皙的手如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
秦渝摇摇头：“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。”
黄桷树的叶子又开始落了，金黄的叶子在夕阳中翩翩起舞。
两个身影依偎在树下，像是两片终于相遇的叶子，虽然迟了整整一个季节，却终究没有错过。
长江水依旧东流，带走了年华，带走了故人，却带不走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情感。
有些爱情，像黄桷树的叶子，总要等到合适的季节才会飘落，虽然迟来，却依然美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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