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六岁那年的夏天，黏腻得如同化不开的糖浆。
巷口老槐树上的知了没完没了地叫着，搅得人心头起火。
我刚被汽修厂辞退，因为不肯低头认下那个肥头大耳的工头硬扣在我头上的罪名，弄丢了客户车里的一包烟。
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是因为他那个远房侄儿想要我的位置。
兜里只剩下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走在被烈日烤得发软的柏油路上，每一步都像是要陷进去。
汗顺着额角往下淌，流进眼睛里，涩得发疼。
“小默！”
我回头，看见黑皮从巷子深处的阴影里钻出来。
他是我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，按辈分我得叫他一声表叔。
镇上没人看得起他，都说他不务正业，可他那身行头总光鲜亮丽。
他把我拉到墙根底下，递过来一支“红塔山”。
我摇头。
他自己叼上，“啪”地一声按亮镀铬的打火机，火苗在昏暗中一跳。
“听说你没活儿干了？”
他吐出一口烟圈，眯着眼看我，“想不想挣点快钱？
比你洗车轻松多了。”
我警惕地看着他。
黑皮咧嘴一笑，露出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：“放心，不是偷也不是抢。”
他搓了搓手指，那双手瘦长，关节突出，在烟雾缭绕中显得异常灵活，“就靠这个。
玩过牌吗？”
我迟疑着点头。
过年时见过大人玩，跑得快，炸金花，规则懂个皮毛。
“懂点就行。”
他凑近些，声音压得更低，带着一股烟草和口臭混合的气味，“明天跟我去个地方，你看我眼色，我让你拿什么牌，你就给我递什么牌，明白不？
机灵点，赢了钱分你两成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“做活儿”，在城郊一个废弃的农机站仓库。
空气里弥漫着铁锈、机油和男人们汗液的酸臭味。
牌桌是几个破木箱拼凑的，围着四个人，我，黑皮，还有两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，膀大腰圆，嗓门洪亮。
赌的是最简单的炸金花，钞票胡乱扔在木箱上，大多是零散的块票毛票，偶尔有几张红色的百元大钞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刺眼。
我的心跳得像擂鼓，手心里的汗滑得几乎捏不住牌。
发牌时，指尖都在不受控制地轻颤。
对面那个满脸横肉的司机斜睨了我一眼，嗤笑道：“黑皮，哪儿找的雏儿？
手抖成这样，别是犯了瘾吧？”
黑皮嘿嘿干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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